中国大气治理站上新起点：从重污染攻坚迈向空气质量根本好转

2013年，中国治理站上重污转我国首个“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北京PM2.5年均浓度力争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大气点“京60”目标，“在当年重污染频发的新起向空现实背景下，很多人判定这是染攻近乎难以企及的任务。”在2026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控制技术大会现场，坚迈中国工程院院士、气质清华大学教授郝吉明回忆起指标引发的量根讨论时说道。但历经五年攻坚，本好北京交出58微克/立方米的中国治理站上重污转答卷，完成预期目标。大气点

 

十余年间，新起向空三轮“大气十条”接续发力，染攻蓝天保卫战不断升级，坚迈从看似遥不可及的气质目标到一次次落地兑现，我国的量根空气质量实现了历史性改变。在“十四五”收官之年，北京再度超额完成阶段性任务，PM2.5年均浓度达到27微克/立方米。

 

站在“十五五”谋篇布局的新起点，郝吉明指出，我国大气治理重心将由重污染天气应急攻坚，转向更高标准牵引、结构转型治本和区域协同提效，稳步迈向空气质量根本好转的目标。

 

“十四五”交卷：超额完成目标，产生4.8万亿元健康效益2023年国务院印发第三个“大气十条”《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比2020年下降1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控制在1%以内；氮氧化物和VOCs排放总量比2020年分别下降10%以上。

 

《行动计划》落地实施的成效如何？郝吉明介绍，中国工程院的全面评估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城市PM2.5浓度下降14.1%，远超10%的既定目标；臭氧浓度基本保持稳定，其余各项污染物指标持续下降。全国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8.1%，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降至0.9%，顺利实现“控制在1%以内”的约束性要求。

 

重点区域的改善幅度同样超出预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PM2.5浓度分别下降27.7%和32.1%，远超20%和15%的目标要求；长三角PM2.5浓度降至31.7微克/立方米，整体实现达标。

 

在污染物减排层面，重点任务落地成效显著。北方清洁取暖、VOCs治理、农业氨治理持续深化，非电行业治理、运输结构优化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二氧化硫、一次PM2.5、氨排放总量均降到了千万吨级以下。各项措施对全国及分区域的二氧化碳减排贡献同样显著，相较2020年，2025年全国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量达1.6亿吨。郝吉明同时指出，目前氮氧化物、VOCs排放量仍处于千万吨级，仍是后续治理的重点攻坚领域。

 

治理投入与效益的对比，更能彰显大气治理的民生价值。根据测算，“十四五”期间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总投资达5761亿元，五年间，全国因为PM2.5暴露过早死亡人数累计减少了68万人，带来的健康效益达到4.8万亿元，碳协同减排的效益也达到3442亿元。“可以看出，大气污染减排的效益是远远大于投入。”郝吉明说。

 

“我国空气质量实现历史性改善，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具标志性、最具民生获得感的成果之一，人民群众蓝天获得感大幅增强，同时产生巨大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为全球提供了兼顾增长与减污的‘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范本’。”郝吉明总结“十四五”大气治理成效时说道。

 

形势新变化：移动源成治理核心抓手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外部条件、污染源结构、发展约束都发生深刻变化，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空气质量形势。

 

郝吉明提出，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这是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改善的一个重大战略性要求。

 

同时，2026年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26）为新阶段大气治理明确了目标和方向。在郝吉明看来，新标准通过 “一次修订、两阶段实施”（2026—2030年执行过渡阶段限值，2031年起全国全面实施更加严格的PM2.5浓度限值）的制度设计，传递出清晰的远期治理目标，为地方稳定政策预期，将在未来牵引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污染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一些大城市，移动源已成为主要贡献源，这是污染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郝吉明介绍，随着机动车高速增长、高频使用和高度聚集，其对大城市PM2.5和O3污染的贡献不断攀升，在燃煤、工业显著减排后，移动源排放成为空气质量改善的重要突破口，治理需求愈加迫切。

 

以北京市为例，2013年PM2.5源解析显示燃煤污染是首要来源，2017年进入燃煤与机动车治理并重阶段，2024年第四次源解析结果显示，交通源对北京PM2.5的贡献占比超过50%，北京也由此进入以移动源治理为主导的治理新阶段。

 

重型货车成为移动源治理的重中之重。他引用了一个形象的对比指出，“1辆重型货车的CO?排放相当于60辆小客车，PM2.5排放量相当于750辆小客车，NOx排放相当于820辆小客车，2000辆重型货车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就相当于一座60万千瓦的燃煤电厂。”

 

这一背景下，新能源汽车成为城市交通领域减污降碳的关键支点。新能源车辆替代，能够从源头削减尾气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同时实现交通领域碳排放下降，实现减污与降碳双重收益。“在交通方面，我们已具备抓紧推动交通行业减排的技术底气。”郝吉明指出，中国汽车市场已全面进入新能源主导新阶段，电动化、智能化技术、全产业链能力全球领先。电动化不是单一产品替代，而是能源安全、大气污染治理、产业升级和气候行动的交汇点。

 

能源与产业结构的同步变革，为持续减污降碳提供支撑。我国光伏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国内第一大电源，这是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与此同时，中国的治理实践也在产生全球溢出效应。郝吉明表示，我国清洁技术出口每年可帮助全球避免3.74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按技术全生命周期计算，累计可减少69亿吨碳排放。“我国清洁技术的国际扩散，拓展了中国绿色转型的全球气候贡献，规模化的绿色供给，降低了全球绿色转型的门槛。”郝吉明说。

 

谋篇“十五五”：三大方向发力，分区分类推进前三轮“大气十条”推动蓝天白云成为常态，越向空气质量根本好转迈进，每降低一微克PM2.5，所要付出的治理成本也越高。在郝吉明看来，治理重心必须完成系统性切换——“由重污染天气应急攻坚转向更高标准牵引、结构转型治本和区域协同提效。”

 

目前，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抓紧制定，郝吉明表示，坚持以PM2.5治理为主线，以绿色转型驱动污染治理，推动产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实现根本性转变，是实现空气质量根本好转的治本之策。

 

在产业领域，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展传统产业集群升级改造行动，持续深化“散乱污”企业整治。

 

在能源领域，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严控分散低效用煤，推进清洁能源替代，构建清洁低碳能源体系。郝吉明强调，要把“十五五”规划与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统筹衔接，推动能源消费侧协同转型，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

 

在交通领域，将清洁运输作为主攻方向，加速清洁运输和车辆结构优化升级，深入推动重型货车新能源化及内河船舶电动化，打造京津冀、长三角及周边地区清洁运输示范区。“交通运输不仅仅是能源由‘油’改成‘电’，还需要智慧技术的支持和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郝吉明说。

 

同时，“十四五”期间，我国PM2.5达标城市较2020年增加了55个，但部分城市仍面临污染反弹的现实挑战。京津冀及周边、汾渭平原、天山北坡等重点区域污染负荷高，达标压力大；长江中游、川渝、东北地区污染次之，改善成效不稳固，面临新标准的挑战；沿海地区、云南、青藏高原大气PM2.5浓度较低，具有率先实现15μg/m3的潜力。

 

因此，在差异化分区治理上，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改善仍要以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按照《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分类推进：京津冀及周边、汾渭平原、长三角作为重点区域，要持续攻坚、坚守底线；长江中游、川渝等作为强化区域，要重点突破，实现PM2.5浓度降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较好的先行引领地区，作为示范引领标杆，推动PM2.5治理向世界领先水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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